編者按 

       提起襄汾陶寺遺址，臨汾人都不陌生。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早在龍山時代晚期,陶寺遺址上就曾經(jīng)形成約300萬平方米的超大型都邑。中國社科院專家贊其為“華夏文明起源的歷史見證”和“中土之國之始，帝堯之都之證”。

12月9日,光明日報刊發(fā)了《帝堯時代的中國》一文，本報今日將其全文刊發(fā)，旨在大力弘揚帝堯文化，讓更多的讀者深入了解陶寺帝堯文化，了解臨汾悠久輝煌的歷史，推動帝堯文化的開發(fā)、保護和利用，讓亙古恒遠的帝堯文化在中國大地上綻放異彩。

新聞背景

2013年11月11日，一場“重量級”的討論，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會議室里熱烈展開。李學勤、王巍、王震中等“文明探源工程”的領銜者或骨干專家一一到會。年逾八旬的王克林也從山西太原專程趕來。襄汾縣委書記也來了。他關掉手機，在會場的一個角落靜靜地聽了整整一天。紛繁的思緒、言語、對話，圍繞著同一個焦點不斷地迭加上去。這個焦點就是“陶寺”。

地處晉南臨汾地區(qū)的襄汾陶寺遺址，是龍山時代晚期超大型都邑聚落遺址，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是從時空上考古探索中國文明核心形成、最初中國誕生的重要節(jié)點。1978年，陶寺遺址發(fā)掘工作正式開始。2001年，陶寺遺址發(fā)掘與研究開始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今天，那里的發(fā)掘工作仍在進行。

主持人(梁樞)：前些日子從王震中先生的新著《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中，已經(jīng)感受到了陶寺的重要性。今天有幸請到各位共聚一堂，進一步就陶寺考古及相關問題發(fā)表高見。我想，國學版的讀者一定很期待。我們先請李先生。

       陶寺遺址與堯都傳說

李學勤(清華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今天這個會很有意義。我們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著豐富的古史傳說。如何看待這種傳說，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大討論以來，已經(jīng)在學者間切磋了幾十年?，F(xiàn)在可以說，在我們這里，全然否定古史傳說的主張已經(jīng)很少聽到了，問題是怎樣真正認識、怎樣正確看待這些傳說。過去王國維先生批評疑古之“過”，不同意其否認堯舜等人物的歷史存在。有學者辯論說，殷墟甲骨文里沒有堯舜。這沒有什么稀奇。古人認為“神不歆非類”，商人是不會占問祭祀非其先祖的堯舜的。其實卜辭里的“先公”等人物，許多屬于商朝建立以前，有的已經(jīng)夠上了堯舜的時代(如契)。

說到殷墟，該遺址作為商代晚期都邑的認定，憑的不外乎三點：遺址規(guī)模性質(zhì)的判定，甲骨文、金文的發(fā)現(xiàn)，與文獻記載的對照。這第三點，根據(jù)主要是戰(zhàn)國晚期的《竹書紀年》和西漢的《史記·項羽本紀》，都是流傳很晚的傳說。我曾說過，比殷墟更古的都邑遺址，如果一定要求像殷墟那樣的論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為很難設想再有那樣的古文字的發(fā)現(xiàn)，但是認定殷墟其他兩點的結(jié)合，還是很重要的。事實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徐炳昶先生率領調(diào)查“夏墟”，正是依靠古史傳說的記述，結(jié)果是肯定了二里頭遺址，從而認識了二里頭文化，迄今公認是與夏代相關的。再如安金槐先生，他相信“禹都陽城”的傳說記載，果然找到了王城崗遺址，后來發(fā)掘出時代大略相當?shù)拇蟪?。總之，傳說中的上古都邑，經(jīng)過調(diào)查發(fā)掘，已有多次證明不是空谷來風。

再來看陶寺遺址與“堯都平陽”傳說的問題?！皥蚨计疥枴敝f，見于西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佚文，如《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所引云：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并載《括地志》說：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這個地名，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時已經(jīng)有了。晉州，就是今山西臨汾?！短藉居钣洝肪硭氖兜弁跏兰o》則說：帝堯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州，晉陽即今太原也。這段話“平陽即今晉州”等句，大約是后人的注文。無論如何，這段話把問題弄混了，需要在這里說明一下。

堯為陶唐氏，商周間的唐國是其后裔，被周人所滅，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稱唐叔虞，就是后來晉國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漢以來有異說，大多認為在晉陽，也即今山西太原。直到清初顧炎武作《日知錄》，才加以辨正。近年曲沃、翼城間晉國墓地的發(fā)掘，證實了顧氏的洞見。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會太遠，堯也不可能北居晉陽了。

“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詩經(jīng)》里的《唐風》即是晉風，這也可旁證“堯都平陽”之說是比較合理的。

陶寺城址規(guī)模宏大，內(nèi)涵豐富，稱為都邑，而其時代與地望又同堯都傳說相當或相近，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希望今后的發(fā)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證據(jù)。

戮力同心傳薪火

主持人：謝謝李先生。按照本刊“文化名人故里行”欄目的慣例，下面我們請專程從山西趕來的當?shù)仡I導發(fā)言。然后，再請學者進行學術回應。

王國平(中共襄汾縣委書記)：陶寺遺址位于襄汾縣境內(nèi)，帝堯文化影響深遠。幾千年來，大量的帝堯故事、古地名來歷、民間傳說、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等，滋潤和影響著這方土地、這里的文化生活。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名片和靈魂。我們襄汾縣委、縣政府深刻認識到陶寺遺址的重要性。去年以來，圍繞省、市根祖文化建設的定位和總體部署，我們按照“文物是基礎、發(fā)展靠旅游、升華在節(jié)慶”的工作思路，大力宣傳陶寺帝堯文化，舉辦了首屆中國·陶寺帝堯文化旅游節(jié)。我們希望通過大力度的宣傳，讓更多的人了解陶寺帝堯文化，了解臨汾，了解襄汾，加快文物的保護利用，加快文化與旅游的融合，把襄汾打造成根祖文化旅游勝地，打造成中華民族尋根祭祖的精神家園，以此推動全縣經(jīng)濟、社會、文化事業(yè)的全面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劉合心(山西省臨汾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臨汾市堯文化研究與開發(fā)委員會主任)：以陶寺遺址為載體的堯文化是襄汾、是臨汾、是山西，也是中華民族的一份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近年來，臨汾市成立了堯文化研究與開發(fā)委員會，辦會刊，開網(wǎng)站，組織撰寫出版堯文化著作。推出了大型音樂舞蹈史劇《堯頌》，舉辦了首屆“中國·臨汾堯文化高層論壇”。在保護開發(fā)上，我們著重抓了陶寺和堯陵，陶寺國家遺址公園項目已向國家文物局申報。旅游開發(fā)是使考古成果轉(zhuǎn)化為社會效益的最好辦法。堯陵景區(qū)總面積為10平方公里，陵區(qū)核心工程已完工，祭祀大殿業(yè)已封頂，二期工程的建設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行將建成全國一流的集文物保護、祭祀拜謁、旅游休閑于一體的歷史文化旅游勝地。

科學理論是陶寺考古能否取得持續(xù)成功的關鍵。在陶寺遺址考古發(fā)掘已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我們歡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來臨汾主持研討。這樣的研討活動要多次舉辦，應做到“三要三不要”，即一不要受地域所限，要客觀公正地認識堯文化;二不要受門戶所限，要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堯文化;三不要受成論所限，要創(chuàng)新發(fā)展地探討堯文化，這是對歷史的負責。

陶寺遺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與意義

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光明日報國學版組織策劃襄汾縣領導與專家共談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文化遺產(chǎn)，是一種新穎的宣傳模式。目前隨著年輕化、知識化程度的提高，各地地方領導對當?shù)氐奈幕z產(chǎn)考古發(fā)掘和文博事業(yè)越來越重視，自覺地將當?shù)氐墓胚z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提高到促進本地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在全國歷史文化當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來分析看待，立意高遠。在學術界，中國文明的起始年代存在不同的認識。國外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文明從依據(jù)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開始算起;國內(nèi)主流學者認為從“禹傳子家天下”開始，約距今4000年前。至于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基本上是根據(jù)《史記·五帝本紀》和相關文獻中關于黃帝、炎帝傳說大致估計出來的年代，尚有待于學術實證的強有力支撐。因此，在國家科技支撐項目的支持下，2001年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任務是多學科、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fā)展的過程、路徑、機制、特點，直面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問題。參加的十幾個一級學科當中，以考古學為基礎，各個學科相結(jié)合，用考古資料證明中國從何時開始進入到初期文明，不僅向中國人證明，更向全世界證明并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99年陶寺遺址在經(jīng)歷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規(guī)模發(fā)掘之后，重新開始考古發(fā)掘工作。我們考古所將陶寺遺址考古發(fā)掘與研究，放在中華文明起源關鍵遺址的視角下來開展工作。梁星彭先生首先發(fā)現(xiàn)中期城址。2002年何駑接手后，從聚落形態(tài)考古的角度，利用大規(guī)模的鉆探與適當?shù)陌l(fā)掘，對陶寺遺址的都城性質(zhì)進行探索，大致摸清了城址的范圍、城內(nèi)宮殿區(qū)、下層貴族居住區(qū)、手工業(yè)作坊區(qū)、禮制建筑區(qū)、王族墓地、大型倉儲區(qū)等功能區(qū)劃。同時通過區(qū)域系統(tǒng)考古調(diào)查，了解臨汾盆地各個時期文化遺址分布狀況，尤其是陶寺文化遺址群的分布狀況，為我們展示出陶寺文化社會組織立體的圖景。此外，陶寺遺址出土了少量文字資料、銅器，表明傳統(tǒng)文明要素中的冶金書和文字在陶寺已經(jīng)存在，各種文明的諸要素基本齊備，這是在同時期大型聚落中絕無僅有的。

陶寺遺址上述新發(fā)現(xiàn)，為探索中華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區(qū)的形成，提供了關鍵的證據(jù)。陶寺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支柱，而且是位于中原地區(qū)的支柱。它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晉南地區(qū)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形成了一個具有金字塔式社會機構、有一定分布范圍、擁有公共權力、工官管理手工業(yè)、擁有彩繪陶藝術、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會。

陶寺遺址在晉南的興起，表明中國文明核心的形成，并不局限于豫西地區(qū)，應當處于豫西晉南，甚至包括陜西部分地區(qū)的大中原。與同時期周邊地區(qū)社會文化發(fā)展水平相比較，黃河中游地區(qū)的大中原處于領先地位。而陶寺遺址巨大的城址、文字的使用、冶金術的使用，精神文化的發(fā)達程度，都是黃河流域最高水平，為我們論證中華文明早于距今4000年提供了充足的證據(jù)。當然，陶寺之前，中華文明起源探索還有可以上溯的空間。

中國文明起源走過了多元一體的道路

距今5000至4000年之間，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西遼河流域都在綻放這文明化的花朵，陶寺遺址是其中的一朵。但是在周圍文明之花曇花一現(xiàn)的情境中，陶寺這一朵卻在中原地區(qū)持續(xù)綻放，且越開越絢麗，從一枝發(fā)展到一叢，再發(fā)展到一棵參天大樹。顯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核心在中原形成開始于陶寺遺址，經(jīng)二里頭遺址至商時期確立，西周時期得到鞏固。

陶寺文化早期有許多周圍地區(qū)的先進文化因素，反映出陶寺文化早期文明形成之初，四方先進文化因素匯聚中原，這正是我 提出的中華文明核心形成中的匯聚與輻射模式。在同時期中心聚落中，匯聚如此之多外來先進文化因素者并不多見。所以陶寺遺址揭示出中華文明為何能生生不息、夏商周三代為何都在中原地區(qū)的原因所在，在這方面具有特殊意義。 

陶寺都邑邦國文明的典型性

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陶寺都邑遺址的發(fā)現(xiàn)，對中國早期國家和早期文明的研究具有典型意義。筆者曾將古代國家定義為“擁有一定領土范圍和獨立主權、存在階級、階層和等級之類的社會分層，具有合法的、帶有壟斷特征的凌駕于全社會之上的強制性權力的政權組織與社會體系?！迸c這一定義相一致，筆者還曾提出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兩個標志：“一是階級的存在;二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庇眠@個定義和標志來衡量陶寺都邑遺址和以陶寺為中心的聚落遺址群，是完全符合標準的。在陶寺遺址的核心，是用夯土城墻圍起來的、總面積為280萬平方米的都城;建筑這樣大規(guī)模的城邑，需要調(diào)動大量人力物力資源，其組織管理及運營機制和機構的存在也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在陶寺城內(nèi)有用大型夯土建筑的、供貴族居住和作為統(tǒng)治之用的宮殿和宮殿區(qū);有作為觀象授時用的天文建筑遺跡，還發(fā)現(xiàn)了作為測日影的“圭尺”，這些既顯示出陶寺都邑的天文歷法水平所達到的高度，也說明當時的統(tǒng)治者(即邦國的國君)已經(jīng)把“告朔”授歷作為一項治國的大事，這也是當時邦國君權的一個組成部分。陶寺發(fā)現(xiàn)有等級和階級分明的墓葬分布在墓地中。

各種精美的彩繪陶器，各種玉器和禮器的出土，說明禮制已構成陶寺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陶寺出土的銅器可以說明陶寺的冶金業(yè)的存在。還有文字的出現(xiàn)。所有這些都說明，陶寺文明屬于都邑國家文明，是中國早期文明的佼佼者。

我稱中國早期國家為都邑邦國?！鞍顕币辉~是先秦時期就有的詞匯概念。而“都邑”是指古代中國建城乃立國的標志。在建設了都城之后，就產(chǎn)生了城鄉(xiāng)關系。陶寺的城鄉(xiāng)關系，依據(jù)最近何駑教授帶領考古隊對陶寺周邊的遺址所做的“網(wǎng)格式”調(diào)查，在大約175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nèi)存在陶寺文化遺址54處，并可劃分出四五個聚落等級。這說明，陶寺的都邑邦國所支配的范圍，在都城之外，也存在一些次級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而身處邦國都城內(nèi)的邦君，則是通過這些次級中心來間接支配那些較遠距離的普通聚落的。所以，在早期都邑文明中，無論從陶寺都城內(nèi)的重要發(fā)現(xiàn)，還是從陶寺都城與周邊聚落群的等級關系來看，陶寺都邑文明都是非常典型的。

陶寺都邑應該是古史傳說中的堯都。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即已提出陶寺與帝堯陶唐氏的關系問題。從地望上看，古史傳說中所說的“堯都平陽”，就在陶寺所在臨汾地區(qū)。從碳十四測定的年代看，恰恰是夏代之前的堯舜時期。從陶寺出土的幾件彩繪龍盤所反映的崇拜對象來看，陶寺都邑內(nèi)的龍崇拜是突出的，帶有標志性的。而在文獻記載中，龍是帝堯陶唐氏中一個重要的圖騰。因此，就目前的史前考古與歷史文獻相結(jié)合而言，陶寺是最有條件進行族屬研究的。

陶寺若與帝堯有關系，就會使我們對古史傳說中堯舜禹聯(lián)盟有一個全新認識。過去稱這種聯(lián)盟為部落聯(lián)盟，實際上它屬于邦國聯(lián)盟(或稱族邦聯(lián)盟)。堯舜禹的身份是雙重的，他們首先是自己本邦的邦國之君，其次才是族邦聯(lián)盟的盟主。陶寺都邑的發(fā)現(xiàn)以及我們對陶寺與唐堯的關系的研究，大大改變了人們對堯舜禹時期社會形態(tài)和聯(lián)盟性質(zhì)的認識，這也可以說是古史研究中的一個突破。 

中土之國之始，帝堯之都之證

何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隊〔陶寺隊〕隊長)：陶寺遺址中期元首墓IIM22出土測日影的圭尺，其上第11號紅漆彩刻度長度為39.9厘米，按照1陶寺尺等于25厘米基元折算近乎就是1.6尺，這是《周髀算經(jīng)》記載的夏至影長數(shù)據(jù)，這個數(shù)據(jù)類同于《周禮》“1.5尺夏至影長”地中標準，是陶寺文化對外宣稱的“地中”標準。由此可證陶寺文化存在“地中”概念。所謂“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義上的“大地中心”的概念，而是政治話語霸權語境中的人為規(guī)定，以保證“君權神授”的正統(tǒng)性和神圣性?！暗刂小钡囊?guī)定，有些類似英國以格林威治皇家天文臺確定世界標準時和地球0°經(jīng)線，是大英帝國稱霸全球時期政治話語霸權的產(chǎn)物。因此我認為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國家就是中土之國。這是“中國”最初的概念，陶寺圭尺及其1.6尺夏至影長標準刻度，就是最初“中國”概念出現(xiàn)的考古物證。后世中國歷代王朝的統(tǒng)治者，不論其實際定都何處，具體將哪里視為地中，都念念不忘“王者居中”的意識形態(tài)理念。比如夏王朝靠豫西起家，地中標準以伊洛平原夏至影長1.5尺為標準;清華簡《寶訓》篇有商代上甲微“假(借)中于河”之說;西周初年周公卜洛、營建東都洛邑，追尋夏王朝地中的標準，實現(xiàn)“宅之中國”，使政治中心更加靠近伊洛地中。足見陶寺文化的地中概念和“中國”概念對夏商周三代政治者的影響何其深遠。

陶寺遺址作為最初“中國”的都城，陶寺文化所代表的國家政權，性質(zhì)比較明確。然而它是誰的都城?陶寺遺址位于今山西省臨汾市下屬的襄汾縣，文獻所稱“堯都平陽”在臨汾一帶的說法便顯得格外耀眼。陶寺遺址宮殿區(qū)廢棄后的陶寺晚期坑中出土的朱書陶文，學者們有不同的釋讀，或認為文命、文昜、文邑，我則認為是文堯。堯字的造型描述的就是黃土塬上屹立的陶寺大城，這可以作為陶寺即為“堯都”的文字自證。陶寺觀象祭祀臺證實了《尚書·堯典》“寅賓出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真實性。陶寺中期王墓出土的圭尺和早期貴族墓出土的立表，表明陶寺圭表測影技術的存在，證明了《堯典》記載的南交(即交趾)、幽都、嵎夷、西畔上的南北東西四表，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遺址為地中中表實測的結(jié)果，由此而留下后世文獻普遍流傳的四海之內(nèi)東西28000、南北26000里的地廣數(shù)據(jù)。陶寺銅朔望月小輪(銅齒輪形器)的出土，證實了《堯典》關于陰陽合歷的存在。陶寺圭尺本身就是“中”，甲骨文“中”字就是比照著圭尺實物而造的。由此表明《論語》所謂堯傳位于舜時諄諄囑托“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尚書·虞書》中舜傳位于禹時也叮囑“允執(zhí)厥中”，很可能是將用于測影定歷法和疆土測量的圭尺“中”作為國家權柄的象征，傳給舜。陶寺早期和中期王陵區(qū)里中型貴族墓葬出土玉石圭、立表、刻字骨耜禮器等，表明這些墓主生前應為職官，類同于《堯典》中所謂的“四岳”官僚。而陶寺手工業(yè)作坊區(qū)建筑結(jié)構和布局顯現(xiàn)出來的工官管理端倪，對手工業(yè)者的控制，表明《堯典》中所謂的“百工”的存在。陶寺中期王墓IIM22墓壁頭端以公豬下頜為中心兩側(cè)各倒置3件漆柄玉鉞，以“豮豕之牙”的圖示，表達修兵不戰(zhàn)、威懾敵國的“上政”觀念，正合《周易·系辭下》所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德治國”政治理念。

綜上所述，已有的考古資料，多角度指向“堯都平陽”。因此我認為，“堯都平陽”在文獻記載“堯都”諸說中，可能性最大。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不二之選。

陶寺遺址在中國文明起源、中國歷史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作為文化遺產(chǎn)的獨特的價值。襄汾縣委、縣政府對陶寺遺址文化遺產(chǎn)保護、發(fā)掘、研究、展示、利用越來越重視。

希望縣領導與考古專家進一步攜手做好這篇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造福襄汾、貢獻人類的大文章。 

陶寺遺址——華夏文明起源的歷史見證

王克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陶寺遺址在地理位置上處于東周至秦漢時期行政區(qū)域所謂的“河東”地區(qū)，這里是黃河在晉陜高原“幾”字形大拐彎的尾灣處，自然生態(tài)和地貌環(huán)境多樣，能源富集，奠定了華夏文明起源的環(huán)境基礎。

河東地區(qū)歷史厚重，文化源遠流長。這里除了聞名中外的舊石器時代丁村遺址之外，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的遺址十分豐富?？脊艑W文化發(fā)展序列和譜系比較清晰與連續(xù)。尤其是從這里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階段，人們使用的日用陶器一改過去仰韶文化的紅陶特征，大多以灰陶和黑陶為主，彩陶消失。器形上增加了有三袋足器如斝、釜灶和稍后的鬲等新品種，說明河東地區(qū)是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即早期龍山文化的原生發(fā)源地。

《尚書·五子之歌》：“維彼陶唐，有此冀方?！碧瓶追f達疏：“《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薄秴问洗呵?middot;有始覽》：“兩河間為冀州，晉也。”《日知錄·卷二》：“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碧账逻z址即為史載堯都平陽，地處冀州，屬于龍山時代的晚期?？脊刨Y料與歷史記載，為我們說華夏文明形成于河東，提供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證。

陶寺遺址絕非一般的遺址，應是當時政體聯(lián)盟的政治中心所在，與《尚書·堯典》“協(xié)和萬邦”的史事相合。陶寺遺址則應是唐虞“朝廷”所在之都邑。鑒于此，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朝代序列應從唐堯開始?！蹲髠?middot;莊公三十二年》：“虞、夏、商、周皆有之。”《尚書》屢言與唐虞同在一個“朝廷”共事的夏族或夏人先祖的禹，其族和文化的起源也就自然同唐虞一樣崛起于河東。司馬遷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可作為我們稱“華夏文明起河東”的書證。

(原載于2013年12月9日《光明日報》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