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經(jīng)傳奇——兩位文化學者筆下的高僧法顯

西天取經(jīng)第一人

郭天印 張劍

　　若問中國歷史上西天取經(jīng)名氣最大的，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會說是唐僧唐三藏，原因很簡單，一部《西游記》已經(jīng)將唐僧師徒高度文學化了的形象聳立于中國古典文學的峰巒之巔，真正歷史上的那個唐僧究竟什么樣子，反倒不重要了。

　　然而，將西天取經(jīng)第一人的桂冠掛在唐僧頭上其實是一個絕大的錯誤!真正的西天取經(jīng)第一人是法顯大師。一個地道的山西人。

　　法顯(公元334年—420年)，平陽(臨汾)武陽人(一說為長治襄垣人)，東晉高僧，偉大的佛學家、翻譯家和探險家。法顯西行取經(jīng)的年代，要比大唐御弟要早上整整230年，他的成就也要大上許多。同時，法顯還對增進中國與南亞各國的友誼，為古代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正因如此，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古鑒今，在重要的外交場合先后7次提到法顯，并給予高度評價。

　　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認真了解一下這位1600年前的三晉英才，我們還有必要回答一下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問題：為什么，成就明顯要大得多的法顯，反而在當今世俗的名聲不若唐僧那般顯赫。原因很簡單，從根本上講，就在于唐僧有一部《西游記》以文學的形式，在源于生活、忠于史實的基礎(chǔ)上對玄奘和他的西行進行了藝術(shù)再現(xiàn)。法顯就沒有趕上這樣的機遇，雖然近代以來，隨著人們對佛教歷史的深入了解和不斷挖掘，而使得法顯這位真正的“高僧”逐漸走向更加光鮮亮麗的舞臺，但是，基本而言，這種研究、這種發(fā)掘還局限于宗教和學術(shù)范圍之內(nèi)。對于法顯和他所賦予中國歷史的能量，還是知之甚少。至于以文學的形式來弘揚這位偉大的歷史人物，更是探索者有之，成功者難言。

　　那么，這又是由于一些什么原因呢?

　　白居易有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蔽覀兘裉炝私夥@，或者以文學藝術(shù)的形式來再現(xiàn)法顯，最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正在于大詩人白居易所說的那個“時”。說到底，就是作為研究者創(chuàng)作者你必須走進1600年前的法顯，了解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進而與法顯一道去尋找能夠破解彼時的迷茫，探尋光明的所在。

　　在中國，佛教自東晉始興，至梁武帝時，此風更盛，京城在冊信徒多達5萬余人，而東魏北齊時“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杜牧所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闭悄莻€時代佛教盛行的壓縮版寫照。

　　要說，佛教主張人生向善，積善成德，信眾多了豈不是好事嗎?未必!由于當時的佛教界并無明確的戒律，隨著信徒的增多，佛教內(nèi)部對于信徒必要的戒律就越發(fā)顯得重要且必要起來。而這一切，在當時自我迷失的中國佛教界要做到自省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度佛教界已有的戒律又沒有及時介紹過來，這就使得中國佛教界內(nèi)部尤其是上層亂象橫生，無律可尋，以至于窮奢極欲，無惡不作。在此情況下，為了精化與凈化佛學，為了信仰的純凈，年屆花甲又五的法顯集合了與他一樣探尋真理與真正佛學教義之正宗的好友共14人，于公元399年由長安出發(fā)，經(jīng)敦煌，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最終到達印度。在印度與斯里蘭卡苦學經(jīng)年，并與當?shù)胤饘W界形成了十分良性的交流，法顯本人更成為名震印度佛學界的高僧大德。然后法顯不忘初心，在滿學歸來的同時，車載船裝，滿載大批梵本經(jīng)律從海路穿越馬六甲海峽，于公元413年8月在青島嶗山登陸。其時，已距法顯從長安出發(fā)相隔整整14年。法顯也由一個年過花甲的“壯年”而成為年屆八十的耄耋老人。歸國后的法顯更是潛心翻譯，將他親自帶回來的6部24卷佛教經(jīng)典翻譯為漢語。其中最重要的《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更是填補了中國佛教學說的一大空白，在佛教蕓蕓眾生間明確了佛經(jīng)所立之“比丘戒”218條，“比丘尼戒”277條。這一切，對于佛教的發(fā)展，對于佛教上層的行至戒律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抑制佛教界的橫生亂象、整頓和凈化佛門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而此種立戒也正是法顯西行取經(jīng)的最主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