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縣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寺古城是陶寺文化中期興建的一處具有都城性質(zhì)的城址，目前學術界傾向認為它就是堯帝時代的都城。作為堯都的標志性建筑，陶寺觀象臺遺跡的發(fā)現(xiàn)是證實堯都的重要依據(jù)。觀象臺對于這座掩埋數(shù)千年后重見天日的華夏古都而言，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

    一

    由于觀象臺的重要性，它必須建筑在城址的適當位置，甚至影響到整個城市的布局和結(jié)構(gòu)。考古調(diào)查勘探發(fā)現(xiàn)陶寺古城基本上呈正方形，但城墻四邊并不與正東西方向及正南北方向平行，而是恰好偏轉(zhuǎn)45°。也就是說陶寺城址的兩條對角線正好與正東西向及正南北向重合。我們可以說陶寺城址的方向，為(中軸線)北偏西45°，或者說東偏南45°。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有某種必然性隱藏在其中，我們必須給予解釋。

    《考古》2007年第4期發(fā)表由主持發(fā)掘者何駑先生執(zhí)筆撰寫的陶寺觀象臺遺跡發(fā)掘簡報，公布了一張《陶寺遺址平面圖》，從圖中一望可知，觀象臺位于Ⅱ區(qū)的對角線上，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位置，商周以后的城市一般以此為整個城市的正大門，但陶寺古城卻將這個顯要位置讓給了觀象臺。這個結(jié)果也許是當初考古工作者在確定基線、劃分區(qū)域時沒有預見到的，但絕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

    興建一座都城，首先考慮的是方向。《周禮》開宗明義說“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边@里的“國”指的國都或者都城，建都城首先要辨正方位，至少要確立四方和四隅八個方位，其次是踏勘和劃定城區(qū)(國)和郊區(qū)(野)，再次就是設立官職，為民立極。前兩者實際上是技術性事務，后者才是政治事務。但古人并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定方位與為民“立極”是一體的，技術活動是政治活動的基礎。

    在技術層面上通過“辨方正位”可以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立極”，確立北極方向，從一個基點指向天空中的北極星，引向大地就是正北方向，在城區(qū)中央畫出這條線就是“指極線”；第二個是“建中”，確立城市的中心，過中心作城墻的垂線，就是城市的中軸線。這樣會產(chǎn)生兩條基線，即“指極線”和“中軸線”。自商周以來，中國古代都城形成了以中軸線為基線“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對稱分布的基本格局，其“指極線”和“中軸線”是合二為一的。但陶寺古城的“指極線”和“中軸線”是分離的，它們都以城市中心為基點，“極線”指向北極，“中線”指向觀象臺，兩者之間的夾角為45度。

    通過“辨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建中立極”等一系列活動之后，再來考察陶寺古城的整體布局，我們吃驚地發(fā)現(xiàn)，觀象臺位于城區(qū)"中軸線"的南端，處在地勢的最高位置，正面東南，朝向塔爾山；背向西北，俯瞰全城。而城址的北角，則落在“指極線”的北端。“中軸線”與“指極線”的分離，是這座城市的顯著特征；正是因為觀象臺附著于城墻，這才決定了城墻的走向。

    三

    上文關于“辨方正位”的解釋是從《周禮》的記載中得到的，《周禮》傳說為周公所制定，由孔子刪定為經(jīng)典，相距堯帝時代已晚了千余年，那么新石器時代是否能夠“辨方正位”呢？答案是肯定的?？囱錾貢r代的彩陶圖案，就可以找到答案。

    大約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時，有一顆比較明亮的四等星——右樞星(天龍座α)位于北天極附近，是肉眼能直接看見最靠近北極點的恒星，到了公元前十世紀左右北天極的位置移到另一顆更為明亮的二等星—— —帝星(北極二，小熊座β)附近。因此右樞星是陶寺文化時期的北極星。當年的陶寺人可能就是用“晝參日影，夜考極星”的方法來測定大地方位的。這在今天看來，屬于天文大地測量的方法，測得的結(jié)果必定是天文大地子午方向，因此我們看不到陶寺古城存在“磁偏角”的可能。

    總之，我們從知識考古學的角度可以證明，堯帝時代建造觀象臺必須具備的觀念、知識和技術系統(tǒng)，考古發(fā)現(xiàn)與文獻傳說互相印證，陶寺文化所處的發(fā)展階段是完全有水平和能力建造大型觀象臺的。

    四

    天文大地的“四正四維”方位是唯一的，確定不移的，不會因人而異。每一個具體的城址也有自己的“四正四維”，但只有中軸線指向正北的城址才與天文大地方向一致。陶寺古城的方向正好相反，城址的四面相當于大地的四維方向，城址的四維則相當于大地的四正方向。導致這一反?，F(xiàn)象的根本原因還是由于觀象臺，因為觀象臺是要舉行冬至祭天典禮的場所，“迎日”活動是祭天典禮的核心內(nèi)容，而冬至“日出”方向在傳統(tǒng)觀念上一直認為在東南隅，觀象臺附著于城墻，那么城墻必須正面朝向東南方向，才有利于“迎日”祭祀活動的進行。

    五

    秦漢日晷可用來測日出入方位。將日晷水平放置，晷針垂直豎立在中央圓心，晷影掃過的區(qū)域刻畫放射條紋，其陰影區(qū)段的圓弧相當于現(xiàn)代天文學中的“地平夜弧”，空白區(qū)段的圓弧相當于“地平晝弧”；由于日晷水平放置，其晝、夜弧均為地平經(jīng)差。其空白區(qū)就是《周髀算經(jīng)》所說的“陽照”區(qū)，陰影區(qū)就是《周髀算經(jīng)》所說的“不覆”區(qū)。冬至晝弧(空白區(qū))最短，夜弧(陰影區(qū))最長，日晷放射條紋必須反映這一極值。

    含山玉版和秦漢日晷的布局證實了“日出入四隅”的觀念根深蒂固，流傳數(shù)千年沒有改變。陶寺先民們在冬至舉行祭天大典，他們一直相信這一天的平旦“日出”在東南隅，也就是屈原《天問》所說的“角宿未旦”——這里的“角”就是指的“東南角”。為了隆重迎接“日出旸谷”，堯都的天文學家必須將祭天壇場——觀象臺，對準“日出”方向，連帶地觀象臺的附著主體——城墻，也就只能正面面對東南方了。

    六

    陶寺文化重視對太陽的觀測是有由來的?？脊虐l(fā)現(xiàn)陶寺早期大墓中有很多罐、盆的肩腹部，用鮮紅的顏色涂畫幾個圓，呈三圓或四圓對稱分布，因為彩繪在灰黑陶上，十分顯眼。這種現(xiàn)象在其它考古學文化中未之嘗聞，我們認為這就是太陽紋。幾個太陽圖像的對稱分布，意在顯示不同時節(jié)太陽在天蓋上的位置，這正是歷法用以觀象授時的依據(jù)。

    陶寺文化罐盆上的太陽紋并沒有上下排布，而是呈水平狀對稱分布。這可以說是最早的“蓋天說”宇宙觀的萌芽。

    這種太陽紋陶罐的時代是陶寺文化早期，觀象臺及城址的時代是陶寺文化中期，二者在時代上雖然不同步，但后者顯然繼承了前者對太陽的觀測，并且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研究表明，“日出東南隅”，是古人對冬至曚影時刻的太陽位置的一種估計，不一定準確，但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這是起源時期科學知識的共同特征。因此，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大量文獻關于“日出入四隅”的記載，具有某種合理性。

    陶寺古城的選址，應該是首先確定觀象臺地點，以此找到大地的東南-西北維，作為城址的中軸線；繼而在中軸線上確定城市的中心，由中心“引繩希望”北極星，確定指極線；然后“體國經(jīng)野”，框定城市的范圍。于是，城墻的北角落在指極線上，觀象臺位于中軸線的南端。之所以如此操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城墻和觀象臺正面朝向東南隅，以保證冬至祭天迎接“日出”。因此，觀象臺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存在決定了整個城址的結(jié)構(gòu)和布局，也是這個城市的鮮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征。

    綜上所述，陶寺觀象臺的發(fā)現(xiàn)以及陶寺古城的方向，較早地透露出“日出東隅”的思想觀念，這一觀念可追溯至更早的仰韶時代，使我們在精神文化層面，對中國古老文明起源有了更多的認識。

    北京聯(lián)合大學歷史文博系副教授 武家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