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澍峪旅游風景區(qū)位于襄汾縣縣城西北的姑射山中，占地約30平方公里。龍澍峪就坐落于襄陵鎮(zhèn)黃崖村西的呂梁山脈東麓，鄉(xiāng)人俗稱活埝峪。龍澍峪自然風光秀麗，古代建筑各具千秋，古老傳說美麗動人，人文景觀星羅棋布，“龍斗雙闕”是自然景觀中最為著名者;100余間廟宇或橫空出世，或半藏半露，氣勢宏偉，古樸典雅，內中塑像，千姿百態(tài)，堪稱藝術瑰寶;摩崖石刻匯集了古代名家遺墨數(shù)十處，真、草、隸、篆，蒼勁婉約，莊重瀟灑，各具神韻。1996年，景區(qū)被省政府確立為社會辦旅游先進典型，并列入全國熱線旅游線路。龍澍峪的山體是一色的石灰?guī)r青石，雖然其主峰的海拔高度不過1200米左右，但是由于黃崖村一帶地處汾河谷地，西山而東谷，兩下里地勢相差忒大，所以出黃崖村西望，那龍澍峪的重重峰巒就也顯得十分雄偉高大。

龍澍峪峪口形如雙闕，游人至此，由于身處低凹之地，決然不能得見峪中山峰間的種種景致。及至走進大牌樓，繞過天橋灣，登上華佗廟和千手佛殿前的峨山橋頭時，人們方始得以望見西方遠山上的南頂與北頂景觀，原來這龍澍峪是如此宏大，山上竟還有諸多名勝和風景時隱時現(xiàn)在峰巖之際。特別是站在通向南頂真武廟方向的360級長階之下仰首上望時，還確實有些移步上天的感覺呢。平心而論，這龍澍峪的名氣當然無法與五岳五鎮(zhèn)四大佛教名山相比，然而作為一方名勝之山，它也的確有它的獨到特色和綿長悠久的文化積淀。至遲在明清時，這龍澍峪已經(jīng)確知的各種神仙祠宇建筑就多達130余處。諸如東岳廟、靈官廟、真武廟、十王殿、華佗廟、趙元帥府、關帝廟、地藏王殿、冥府、老君煉丹洞、梳妝樓、三皇廟、土地廟、子孫神廟和水龍洞、火龍洞等等。從形式講，龍澍峪的人文造景可是亭臺樓閣和坊榭殿廊樣樣俱全。僅說橋，全山就有峨山橋、馬鞍橋、懸空橋和奈何橋、娘娘廟橋、東橋等多處。這些橋大多凌駕在十分高險的峽谷之間，人行其下，先有高不可攀的感覺;再行其上，卻又有如履平地的體驗。例如懸空橋，當?shù)厝俗钜运詾楹?。此橋與華佗廟毗鄰，橋面上曾建有樓亭，能下瞰險壑。但使許多人意外的是，該橋無基無礎無礅無柱，整個橋體僅依托的數(shù)根橫插于半山崖間的酸棗木上，雖懸空千年，卻竟無損壞。龍澍峪周圍的老鄉(xiāng)們世代傳說這懸空橋原來是魯班爺當年顯靈建成的。

既是名山，歷史上就該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名人題詠。龍澍峪也不例外。在這里，婦孺皆知元代初年聞名于朝野的著名詩人與大書畫家趙孟頫，就曾在龍澍峪的天橋旁留下過一首七言絕句。詩曰：“天門高處兩仙橋，飄渺白云手可招。坐隱漸薰毛骨爽，翩翩鶴下羽瀟瀟?！泵鞒绲澥?公元1643年)大學士王維屏的《游龍澍峪記》中遍述山中諸景，其中有所謂“迎薰亭”極有可能即是從趙孟頫詩的第三句中取意而建成的。由于趙孟頫的這首詩多少年來流傳范圍僅限于古襄陵縣地域，而未曾見于歷來的趙孟頫詩集中，所以有些朋友就懷疑此詩的真實性，繼而認為這位著名詩人或許根本就未到過龍澍峪。但是，事實卻也未必如此。原來，與趙孟頫同時期，在古襄陵縣的東柴村和義村曾經(jīng)分別出現(xiàn)過兩個不大不小的人物。一位叫牛光祖，官至刑部主事，另一位叫盧希古，官至國子監(jiān)助教。這二位和當時的元朝皇帝一樣，對趙孟頫的詩文書畫十分欽佩，故專請趙孟頫至其鄉(xiāng)里為他們的祖墓親書碑文，以此作為顯赫。關于這兩件事，牛光祖祖墳的碑文今天仍可在清末胡聘之編輯的《山右石刻叢編》中全文閱及，而盧希古祖墳的那塊碑，則只在清初雍正版的《山西通志》陵墓卷中有片言只語提及。牛、盧二人的鄉(xiāng)里距離龍澍峪近在咫尺，如果趙孟頫真到過牛、盧二位的家鄉(xiāng)故里，那么試想，他到龍澍峪和吟出天橋之詩的事情十有八九也就應該屬情理中事。

據(jù)知，龍澍峪最早的名字叫做“龍斗峪”，民間傳說，東海龍王派水龍與火龍去到人間行云布雨，調節(jié)旱澇。若旱，水龍就施雨;若澇，火龍則噴火。兩條龍來至古襄陵縣黃崖村西，見此山景色祥瑞且風調雨順，于是它們就長臥于山谷之中睡起了大覺，時辰久了難免伸腰蜷曲相互磕碰起來，隨之發(fā)起脾氣兩相打斗。這就是“龍斗峪”的來歷。打起來并不要緊，誰知驚動了西天佛祖，佛祖派龍澍菩薩來降伏二龍。后來龍澍峪中的水龍洞和火龍洞據(jù)說就是二龍蟄伏的巢穴。

神話歸神話，歷史歸歷史。說到龍澍菩薩，那可是實有其人。在佛教史上，同為古印度人的龍澍與馬鳴，其顯赫聲望可以說是僅次于迦迦牟尼。釋迦牟尼約誕生于公元前6世紀中葉，龍澍和馬鳴則約誕生于公元2世紀左右。到公元4世紀末時，龍澍與馬鳴首先被印度著名的佛教經(jīng)籍翻譯大師鳩摩羅什介紹到中國，這之后很快就引起當時已定都長安的后秦皇帝姚興的賞識。鳩摩羅什在長安一帶組織起了有數(shù)千人的所謂關河學派，專事譯經(jīng)講學，極力推崇弘揚龍澍與馬鳴其人及其所主張的佛教大乘法門。龍澍與馬鳴在當時以及以后的中國宗教社會和廣大世俗社會中獲得了一定的地位與影響。鳩摩羅什的四大門人之一在其所作的《大智釋論序》中聲稱那時的東亞諸國不但紛紛為龍澍和馬鳴立廟奉祀，甚至“宗之若佛”，今天的龍澍峪一帶的人仍然習慣稱龍澍為菩薩，顯然就是此歷史影響的后果。魏晉時的平陽(即今臨汾)與當時的洛陽一樣，曾經(jīng)都是佛教在中國中原較早繁衍昌盛的地方。古襄陵的龍斗峪最早有佛寺駐進，隨之又把“龍斗峪”改稱為龍澍峪，估計也均在魏晉至南北朝那個時代，而這一切都可能正是佛教大乘法門信徒們的所作所為。

時光流逝，斗轉星移。世間的萬事萬物在不停的發(fā)展與變化。唐宋以后，與山西省內的許多歷史文化名山一樣，龍澍峪也逐漸成為一處佛、道、儒甚至還有諸多民間小神相互和平共處的仙界樂土。直到后來，佛殿當然還有，然而除了“龍澎峪”這個名字之外，有關龍澍與佛教大乘法門的本事真髓，卻是煙消云散得連點影子也難以尋覓了。

龍澍峪的故事傳說就如龍澍峪中的風景景觀一樣豐富多彩，游人至此，難免要激引起種種情懷與暢思。黑龍江省密山縣一位叫江五振的游客為龍澍峪曾留下過一副長聯(lián)。其上聯(lián)曰“登上三百六十階，盡覽龍澍峪迷人風光”;下聯(lián)則是“遍游殿堂樓臺后，愈發(fā)懷古念今之幽情”。